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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變大家都是知道的，在我國歷史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件，小編整理了西安事變觀后感800字，來看一下！
西安事變觀后感800字左右
這個星期天，我觀看了一部電影《西安事變》。它講述了西安事變這一愛國戶外的起因，經過、結果，讓我更加的了解了當時中國的局勢。
西安事變的起因就是九一八事變：1931年9月18日夜，一聲巨響，南滿鐵路柳條湖一小段鐵軌被炸，打破了東北大地的寧靜，原來是日本侵略有預謀制造的，但他們的目的卻是侵略東北，他們反誣中國軍隊破壞鐵路，并以此為借口，進攻了東北軍駐地北大營，炮轟沈陽城。九一八事變爆發了，而這件事變的真相在戰后才被揭開。
九一八事變爆發后，蔣介石的想法是借用日本人的刀殺掉共產黨。只是出于這一目的，他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他密電給張學良，“無論日本軍隊此后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不予抵抗，力避沖突，”只有四個多月，東北一百多平米的錦繡河山，全部淪于敵手，但是當時中國還有局部的抗戰力量。東北人民和未撤走的東北軍部隊，組織起抗日義勇軍，抵抗日軍的侵略;中國共產黨派楊靖宇等在東北組織游擊隊，開展抗日游擊戰爭。
東北淪陷以后，日本企圖把東北從中國分裂出去，1932年，日本扶植早已退位的清朝末代皇帝博儀，在長春建立起偽滿洲國傀儡政權，從此在日寇的鐵蹄下，東北三千萬同胞過著恥辱的亡國奴生活。
九一八事變爆發后，又出現了西安事變。
日軍占領東北后，又將侵略魔爪伸向華北，在中華民族生死關頭，中國共產黨提出建立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要求國民政府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國民愛國將領張學良，楊虎城理解了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停止向紅軍進攻，并親臨西安督促張學良、楊虎城進攻陜北的紅軍。
為了逼迫蔣介石抗日，1936年12月12日，偉大的愛國者張學良，楊虎城聯合行動，扣押了蔣介石，實行兵諫。他們通電全國，要求停止內戰，聯共抗日。這就是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又稱雙十二事變。
西安事變后，西安局勢極為動蕩。處死蔣介石，中國就有可能陷于紛爭四起，群雄割據局面而內戰一齊，必使虎視眈眈的日本有機可趁，從而利于其進一步獨霸中國，在此背景下，中國共產黨從全民族的利益出發，不記宿怨提出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釋放蔣介石的主張，有力地推動了國民黨向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的方向轉變。
經過中國共產黨和各方面的發奮。蔣介石被迫理解“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的主張，張學良釋放了蔣介石，西安事變得到和平解決。
西安事變電影觀后感作文800字范文
西安事變發生的背景是：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后，東北、華北相繼淪陷，紅軍三大主力長征后勝利會師。當時的形勢是國難當頭，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成為中華民族的主要矛盾。 但蔣介石倒行逆施，頑固抱住“攘外必先安內”的內戰政策不變，仍然調張學良和楊虎城的東北軍、西北軍繼續“進剿”陜北延安的紅軍。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東北軍打回老家去的希望日漸渺茫，反戰情緒日益高漲，在民族大義的感召下，張學良、楊虎城發動逼蔣抗日的兵諫“西安事變”。
以“大歷史”觀來看在“西安事變”歷史舞臺上表演的各方，其“歷史邏輯”也清晰可見：蔣介石有著使中國真正統一的“雄偉抱負”，其在日強中弱的現實下是否真有“攘外”的決心暫且不說，但先“安內”以解除后顧之憂的策略也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只是他缺乏了一點兒審時度勢的眼光;中共高舉“抗日”大旗自然是出于國家和民族的意識，但在當時的情況下顯然首先還是為了自身的生存，只不過其巧妙地將生存需要附著在了“國家大義”的口號之中。
張學良，有“大少爺”的狂傲自大脾氣，懷著殺父失地之恨，其亟欲以“抗日”洗刷“不抵抗將軍”的恥辱和想開創自己的“新局面”的沖動自然強烈，蔣介石想單純以“親如父子”的感情駕馭他顯然是過于自信了。由此可以說，當年國、共、張三方在“西安事變”舞臺上的表演都有其“合理性”，這“合理性”既包括他們從各自思想理念出發對國家命運的關切，也包含他們對自身利益的考量，而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受“大歷史”操縱的結果。
周恩來說：“政治是無情的?！钡拇_，張學良、蔣介石金蘭之交，座上賓、階下囚轉瞬間，令人嘆息和扼腕。張學良和楊虎城當時的悲壯和后來的命運又使人傷感，但我總以為，我們通過對“西安事變”這一歷史事件的客觀研究，以史鑒今，從而對現在和將來的社會發展方向有所思索，這卻是十分必要的
西安事變也教訓了蔣介石。事變的成功發動使蔣介石認識到人心向背，抗日的怒潮非幾十萬大軍所能阻擋，不得不正視歷史發展趨勢，擇善而從，答應停止內戰、聯共抗日。所以他離開西安后，雖然違背諾言，扣押張將軍，陳兵潼關，但并不敢再發動內戰。而是以軍事為后盾進行政治分化。最后蔣介石在南京和周恩來多次談判，終于于1937年9月建立了第二次國共合作。
而這一切變化都與西安事變密不可分。中共中央對西安事變一直評價很高，認為是挽救國家民族一大危機，“成為當時停止內戰、發動抗戰的一個歷的轉變關鍵”。
西安事變的硝煙早已散盡，這段歷史離我們也越來越遠。但西安事變的歷史意義巨大，我們不能忘記。若沒有這次事變，國共合作抗日不知要推后多少年。若沒有這次事變，還會發生什么……
西安事變觀后感
西安事變是我國近現代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其和平解決，成為中國由內戰轉向準備抗戰的時局轉換的樞紐。而貫穿西安事變的主線之一便非張學良莫屬，其間每個舉措，無不折射出當時張學良渴求全國一致對外抗日的心路歷程。我試圖梳理西安事變發生前后張學良對日、對蔣、對共的一系列舉動，以及影響他決策的各種因素，來探索這位可以說改變中國命運的偉大人物的思想實質。
在1928年前，張學良和蔣介石還處于敵對狀態：蔣介石是國民黨新軍閥的代表，在英美帝國主義和江浙財團支持下，建立了南京國民政府;張學良是奉系軍閥首領張作霖的長子，當時奉系軍閥的勢力范圍一度擴展到江浙一帶。父親張作霖、兒子張間琪的相繼遇害，使張學良對日本深惡痛疾，再加上當時日本帝國主義極欲在東北擴張自己的權益，甚至要把滿蒙從中國分離成為像朝鮮一樣的附屬國。
背負著家仇國難的張學良十分清楚，只有聯合南京國民政府，舉國同心，才有可能擊敗瘋狂而野心勃勃的日軍。在1928年12月29日，張學良正式宣布易幟，在東北各地降下了五色旗，掛上了象征南京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張和他的東北軍歸服于南京國民政府，使中國南北實現了形式上的統一。
無可否認的是，由于過于服從于蔣介石的不準抵抗命令，當日軍肆無忌憚地在東北挑釁滋事時，身為東北關鍵人物的張學良始終吩咐下屬：日軍挑釁，我們守土有責，理應抵抗;不過僅靠我們的力量難以應付。張當時抱的心態大概是無條件聽從蔣的指令，同時不想兵災禍及全國。
然而，我們不禁發問，一時對日的委曲求全能夠換來全國安寧和穩定的嗎?如果一直對日軍忍讓，他們的野心定然是一步一步地吞沒整個中國。所以說，那時候還不如倒戈反擊，鎮壓日軍囂張的氣焰，畢竟，與其眼睜睜地看著東北的軍民因為日軍的蹂躪而流亡，還不如抗日戰死疆場，也死得其所。
在扣押蔣介石后，張、楊迅速通電全國，解釋發動西安事變的原委，提出八項救國主張，并一再申明立場：“我們這次舉動，完全是為民請命，絕非制造內亂”，“兵諫的目的是逼蔣抗日”，然而，由于事變發生后西安城內的通訊被當局迅速切斷，使得張、楊發布的重要公文不能及時公之于眾、采信于民。
國內外質疑并譴責張、楊行徑的新聞和組派層出不窮，揚言犯上作亂，妄動干戈，釀造內戰，要求立即恢復介公自由。在諸如南京方面的討伐旗鼓、擔心內戰爆發、輿論紛紛、西安內部意見不一等眾多環境下，經過宋氏兄妹的調解，張學良也力主盡快釋放蔣介石，并親自送蔣回京，鞏固西安事變的成果，盡管當時楊虎城及其他很多將士極力要求有條件地釋蔣。
東北易幟的出發點，應該就是張學良心里清楚對外單靠奉軍力量無法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對內也沒有實力與號稱擁兵百萬的南京對抗，在權衡利弊，極力主張國家統一的情形下，決定將東北置于南京國民政府的統一領導之下。
如出一轍的是日軍侵犯東北時張遵循蔣的“不抵抗”政策，其中的原因之一便是蔣和張擔心抵御強大的日軍只會招來更大的全國范圍內的災禍，同時希冀依靠國際力量來制約日軍。然而，出乎張意料的是，一時的妥協與忍讓只會使日軍展開更加瘋狂的掃蕩。
在旅歐期間，張學良到過英國德國、瑞士丹麥等國考察，并認為擺在中國面前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法西斯道路，一條是共產主義道路。當時的張更傾于法西斯主義，要求其下屬和部隊絕對服從蔣介石的領導。然而，歷史總是善于從波瀾不驚的事件中制造一些波折和沖突，也只有在這些磕磕碰碰中我們才能更加深入地了解自己行為和觀念的正確性和可行性。
在與共軍作戰的一次又一次的碰壁經歷中，張的東北軍傷亡慘重，張才醒悟“攘外安內”是既不切實也不可行的政策，絕對服從領導亦是荒謬的。也正是從那時候起，可以說，張學良的觀念才開始悄然轉向共產主義。
按照預想，在張扣押蔣之后，理應得到國內外各界的支持和同情。無奈在西安事變消息一出時，國內大部分媒體紛紛掀起擁蔣護蔣浪潮，譴責張、楊的電報俯拾即是。
當我們再放眼看看國外的輿論時，會發現另一番紛亂的景象。日本的打算是挑起中國全面內戰，坐收漁翁之利，他們既顧慮中國民眾的抗日情緒，不愿使之迅速激化，又期望親日派上臺，以期更便利地遂行其變中國為殖民地的野心和企圖。英美的建議是“和解保蔣”，英國支持蔣介石政權是為了維持東南亞殖民地的穩定，而美國支持將是為了維持太平洋的均勢，以期維護在華利益。
蘇聯也是主張“和解放蔣”，一方面，蘇聯被日本列為“北進目標”，擔心事變成為對日開戰的借口;另一方面，蘇聯德、意法西斯的威脅，所以在自身利益的驅動下譴責西安事變。鑒于國內外輿論的壓力這其中原因之一，張只得選擇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和平放蔣，當然，這也并不違背他的初衷，畢竟，他兵諫的目的是讓蔣轉變觀念一致抗日，其余并無所求。
總體說來，不論外界其它評價如何，我唯以為在張學良身上始終保有的是一種舍身追求一致共御外侮的高尚的愛國情懷。
東北易幟所折射的便是他統一國家共同抵御日軍的深思熟慮。三位一體和兵諫背后體現的則是國民黨與共產黨聯合起來一致對外的殷切希望，而不再是國人的自相消耗。和平釋蔣前張考慮的不僅是國內外要求保蔣釋蔣的輿論，更有“主戰派”大舉進攻的揚言以及西安內部在“釋蔣”問題上的嚴重分歧，我們試想，如果張學良一直以蔣作為籌碼“挾天子以令諸侯”，那么，“主戰派”必然浩浩蕩蕩地率軍兵臨西安城，一場國民軍與東北軍的內戰在所難免，國家極易陷入一片混亂。
另外，如果不早日釋蔣，在西安方面，不少東北將士早已厭倦了蔣的“攘外安內”政策，報國殺敵的愿望一直未能實現，那么，他們很可能會趁此機會將蔣消滅以解心頭之恨，也會造成內戰。也許當初張學良考慮得并沒有我所說的這么仔細，但是我們理應承認張最終還是合理地解決了自己帶來的西安事變，盡管對于西安事變他是抱著“走一步算一步”的態度。